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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恶留下一说不清的公案
2018-03-18 魏羲之 百家讲坛   (点击: )

曾国藩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。左宗棠在曾国藩麾下做幕僚时,如果没有曾国藩的提携,他很可能一辈子终老桑梓默默无闻。按照那个时代的惯例,曾国藩就是左宗棠的老师。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左宗棠也一直把曾国藩当作自己的老师看待。可是后来,两人却闹僵了,多年没有来往,只是曾国藩去世后,左宗棠才给恩师送了一副挽联,字里行间表达出些许歉意和懊悔。

  不少专家认为,曾左交恶源于左宗棠的性格太过于霸道,目空一切,曾国藩忍无可忍,才与之分道扬镳。其实这种看法比较片面。曾国藩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,“宗棠向喜与国藩争,国藩尝礼下之”,如果曾国藩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,岂不早就对左宗棠不客气了?也正因如此,曾国藩才向咸丰皇帝力荐左宗棠,说他“刚明耐苦,晓畅兵机”,任用之“有裨时局”。

  据考证,曾左交恶是在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被清军攻克后,导火线是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有没有死的问题。攻陷天京后,众将领为了邀功,向大帅曾国藩报告说贼首洪天贵福已死。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,向朝廷奏报说,所有悍贼都被一网打尽,并特别指出,城破后伪幼主于宫中举火自焚。但是,左宗棠得到了比较确切的消息:洪天贵福已经逃出了天京城,而且逃向江西方向。于是他在没有跟恩师汇报的情况下,直接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,称洪天贵福由东坝逃至广德,被太平军残部迎入湖州府,企图负隅顽抗。

  清政府看到左宗棠的奏报后,对曾国藩大为不满,下旨要他解释。曾国藩平生以忠君为本,假如认同左宗棠所言,自己的行为无异于欺君罔上。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,称洪天贵福已死,太平军残部无非是借洪的名义做一种号召而已。言外之意,左宗棠虚张声势、哗众取宠,有邀功之嫌。左宗棠看到此奏后,上疏自辩,洋洋数千言,措辞激愤,指斥曾国藩欺君。

  事情这下闹大了,两人大打口水战,十几年的交情付诸东流。后来的事实证明,左宗棠所说是正确的,为此,朝廷在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的同时,大大地表扬了左宗棠的公忠,称其为一代名臣。

  其实,天京城破之日,太平天国守军几乎全部被杀,城内十室九空,火光冲天,加上湘军数十万人蜂拥入城,洪天贵福于绝望中自杀是完全有可能的。曾国藩本人应该没有半点欺骗朝廷的意思,只是为了邀功而匆忙上奏,有点操之过急。当然,就洪天贵福死与没死这件事来说,两人都没有私心,只不过曾国藩是主观认定,而左宗棠上疏时也有些考虑欠妥,以致酿成了断袍割席的结局。

  “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,彼此不通书问”,照此看来,两人也真算得上彻底决裂,老死不相往来了。但是,从很多文献资料来看,在公事方面,两人相互之间还是非常关照的,只不过都是暗中进行的。

  譬如左宗棠在陕甘任上时,曾与幕僚谈及自己的顾虑:“我既与曾国藩不协,今彼总督两江,恐其扼我饷源,败我功也。”可事实上,曾国藩为左宗棠筹饷,始终不遗余力,还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,左宗棠在陕甘、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人。可以说,左宗棠得以肃清陕甘,曾国藩功不可没。因此,左宗棠出征胜利后,在给清廷的奏章中也表示了对曾国藩的感激之情:“臣与曾国藩议论时有不合,至于拔识刘松山于凡众中,信任最专,其谋国之忠,知人之明,非臣所及。”可见,虽然两人表面上关系破裂,但在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,曾国藩还是有相当气量的,无怪乎《清史稿》给曾国藩立传时给予他这样高的评价:“公诚之心,尤足格众。”

  左宗棠在一些事情上也暗中力挺曾国藩。1871年曾国藩奏《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》,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,选派幼童出洋留学,左宗棠上奏朝廷表示大力支持。所以说,两人之间虽然没有来往,但还是惺惺相惜的。

  1872年曾国藩病逝,左宗棠闻讣“甚悲”,不仅亲写挽联,还致百金料理后事。后来,他又写信给儿子,嘱咐他“丧过湘干时,尔宜赴吊,以敬父执;牲醴肴饶,自不可少;更能作诔衷之,申吾不尽之意,尤是道理”。左宗棠在信中还专门谈到与曾国藩生前的矛盾:“吾与侯有争者国势兵略,非争权竟势比。同时纤儒,妄生揣疑之词,何值一哂耶!”左宗棠这番话,堪称肺腑之言,同时也很好地诠释了两人之间的矛盾。

 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儿子也很照顾。他曾说:“吾辈待其(曾国藩)后昆,不敢以此稍形轩轾。上年弟在京寓,目睹栗诚(曾国藩次子曾纪鸿)苦窘情状,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,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,亦未尝有所歧视也。”

  1879年,因为清朝驻俄大使崇厚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里瓦几亚条约》,被国人斥为卖国条约。当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在英国办外交已经有些名气,左宗棠于是力荐曾纪泽代替崇厚,全权负责与俄国的外交事宜。曾纪泽不辱使命,收回了伊犁,并不再割让帖克斯河流域,博得朝野的一致好评和西方外交界的尊重。左宗棠也非常欣慰,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,对曾纪泽更是关照有加。曾纪泽后来任海军衙门帮办、户部右侍郎、总理衙门大臣,都得力于左宗棠的推荐。左宗棠在逝世的前一天,还上奏慈禧太后请设海防大臣,并且保荐曾纪泽担当海防重任。

  除了对曾国藩的儿子特别关照外,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女婿聂仲芳也非常重视。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,委任其为营务处会办,第二年又将其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。由此可见,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确实倾注了大量的心血,给予了极大的关照。如果两人真是出于私人交情而反目,左宗棠也就不会这样尽心尽力帮助曾国藩的后人了。

 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恶留下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公案,但是透过历史的迷雾,我们还是可以窥斑见豹,知道两人交恶并不是因为私情上的琐碎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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